由于胡适爱惜自己的羽毛，时时记挂着历史会如何对他作评价，因此从不轻易在书信、日记上留下任何感情上的鸿爪。所以，想要了解胡适的情感世界我们所必须依赖的，不是他自己所留下来的文字，而是那些环绕着他这个“太阳”的星星与月亮，是她们给他这个“太阳”的信中所流露出来的爱、恋、嗔、痴。
与此书相比，国内出版的几本研究胡适与韦莲司的专著，可称粪土，搁置特价5元书店，尚无人问津，也是情有可原。两相比较，足见研究人物，其社会背景最为首要，把握时代的脉络和氛围，方能知人论事。国内一些所谓的学者，一没有掌握第一手的外文材料，二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演进知之甚少，如此也敢高谈阔论，真可谓无知者无畏。
《明别集版本志》是由崔建英辑、贾卫民、李晓亚整理的一部版本目录学书。书中收入明别集书目三千六百九十九种，又检出生活于明清间俗目为清人而版本传世较少者二百七十九种为附录。全稿诸条按第一著者姓名的四角号码顺序排列，书名依原书卷端大题标示，其它各项标示依中国古籍编目传统著录规则标示。凡明确标出年份刻家者，书中皆有具体依据，依据不具体，则参酌内容、字体、版式、讳字等对刻年作相应的模糊标示。书稿中附著者简介和稀见品现藏处所。书后还附著者姓名和书名四角号码索引。本书所据资料为作者亲至藏书单位查找抄录，又经多年覆阅原书、群体比对、反复核校、精心整理而成。力求书名、版本、刻书人及坊肆堂室的正确揭示，以便研究者使用。
研究明代必买之书。明别集3700种，虽肯定不全，估计可达5000种以上。但明集总目至今尚未出版，此书虽以版本为重，不论别集内容，但多少仍可作为一部简明明集总目来使用。且标明藏书单位，便于查阅。虽收录有海外文献，但不知是否全备，港台及海外未收录的还有多少，殊难估量。但其筚路蓝缕之功，辛苦异常，实非后来者所能及。
严耕望 （1916～1996） 中国历史学家。号归田。安徽桐城人。以研究中国中古史、地方行政制度及历史地理而知名。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转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并随钱穆、顾颉刚等研习历史。1945年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自荐，得入该所工作，专心撰述《两汉太守刺史表》（1947）、《唐仆尚丞郎表》（1956）、《秦汉地方行政制度》（1961）、《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1963）等书。于1963年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其间曾以访问学者的身分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作学术交流。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自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退休后，继续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香港新亚研究所教授。在香港教学之余，又出版《唐史研究丛稿》（1969）、《治史经验谈》（1981）、《治史答问》（1985）及《唐代交通图考》等书。
「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歷史地理，一隻腳就是制度。中國歷史內容豐富，講的人常可各憑才智，自由發揮；只有制度與地理兩門學問都很專門，而且具體，不能隨便講。但這兩門學問卻是歷史學的骨幹，要通史學，首先要懂這兩門學問，然後自己的史學才有鞏固的基礎。」
——錢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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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林，1950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惠来。香港珠海书院中国文史学系、研究所毕业，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历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学组主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中国明史学会理事、ASIA MAJOR学报编委。曾获选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驻院学人，香港中文大学颁予校长模范教学奖。专门研究领域为明史及中国近世思想文化史，著有《明儒学案点校释误》（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1）、《明人著作与生平发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书及中英文学术论文五十多篇。
朱氏以研究丘濬思想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是80年代海外唯独两个以丘濬为博士论题的学者，另一则是澳洲国立大学柳存仁之学生李焯然，现在新加坡中文大学任教，其《丘濬评传》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已出版。比较二书，初步感觉还是朱氏略高一筹。通观此书，其中研究真德秀《大学衍义》之撰述目的、研究丘濬《朱子学的》的编选价值、研究《大学衍义补》的经世思想，都使人受益匪浅。其论真氏目的只在帝王的道德提升，而丘氏目的却在政府功能的有效运作，前者乃理与本体，后者乃事与功用。对思想史梳理多有裨益。特别提到《大学衍义补》中经世思想对明代科举时务策的影响，限于论题只略微提过，而目前学界对此尚缺乏研究，极有学术潜在价值。
台湾卑南族Kasavakan部落第六十九代头目哈古既是一位真正的部族领袖，也是著名的木雕艺术家，还是一个口述历史者。作者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身份闯入了长期以来被人类学所占据的原住民领域，和头目哈古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日常交往和丰富对话，并以日记的形式如实地记录了哈古睿智的言行、原住民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困窘、无奈和坚持。
读完此书，收获良多。我可以切身地体会到，被现代社会所边缘化的原住民首领，是如何用传承的眼光来看待日新月异的现代世界。从日统时期到国民党时期，他们对不同的外来者有着自己审视的目光，大和民族与大汉民族，都是文化上的侵入者，却体现着不同的文化互动。更有意思的是，任何原始的人类文化，无论有多么粗糙，性都在其中闪烁出由野性到文明的丝丝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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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十年板凳的成果。阅读以后，感觉明代学校及科举制度的脉络已了然於胸。但铨选一块，明显不及潘星辉《明代文官铨选制度研究》，不应苛求。读完此书，更坚定了我通读《明实录》的信心。
吴秋辉（1876～1927） 原名吴桂华，自号侘傺生，为20年代我国卓越的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吴秋辉出生于临清县城内考棚街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幼时天资聪颖，稍识文字，便对文学产生了兴趣，10几岁时写的诗文即闻名乡里。19岁时，在康有为、梁启超酝酿变法、鼓吹新学思潮的影响下，吴秋辉一改厌恶数理化的常态，考人山东省优级师范数理部。在校期间，他学习成绩极优，著有《算法正宗》、《算法易解》等通俗读物，毕业时考取日本官费留学生。
因他有眼疾，面试时被取消了录取资格。1900年，他回到临清兴办教育。1912年再赴济南，在1家报馆任主编。这期间，他目睹了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但政治腐败依旧的残酷现实，不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时局加以评论。从1917年始，他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上。1920年游居北京，主持《民意报》。1923年离京返回济南，赁1间小楼独居，潜心钻研学问，不与世人往来。1924年春，山东国学研究社成立，应聘教授经学，他那独标新义的讲析，使全校师生交口称赞。1925年10月，他为出版著书事开始与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梁启超交往。梁启超在读了他著的《学文溯源》后，称他有真才实学，才冠济辈，并视其为“平生难得的天涯知己”。此后，鸿雁传书不断。在这期间，吴还为冯玉祥讲授过诗歌。1927年冬，梁启超派人赴济南，特邀吴秋辉赴北京任清华大学导师兼教授，后因吴秋辉旧疾复发，未能成行。
吴秋辉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已经出版的《学文溯源》以及在齐鲁大学校刊上发表的部分论文外，经专家考订尚有60多部著作 它们是:《学文溯源续编》、《古今文字正变源流考》2卷、《古文字》、《齐鲁方言存古》2卷、《毛诗正误》4卷、《三百篇通义》32卷、《诗经名物拾义》5卷、《诗经解颐录》、《楚辞正误》、《楚辞正误续编》、《古史钩沈》2卷、《左传正杜》l卷、《姓氏名字号溢源流考》、《五霸考》、《秦建国考》、《货币源流考》、《商代迁都始末考》、 《中国石刻考》、《杂考》、《古代考源》、《周武王考》、《说经》、《说易》、《八卦分官正谬》l卷、 《周易考略》、《论语发微》、《仪礼今古考异》、《檀纠谬》l卷、《礼记正误》、《学海绀珠》32卷、《渔古碎金》2卷、《侘傺集》、《寄傲轩吟稿》、《侘傺轩诗剩》、《侘傺轩诗全》、《侘傺轩词余》、《艺苑杂抄》、《东梅琐录》、《破屋宾谈》等。
沙学浚，著名地理学家，字道夷，生于1907年，江苏泰州人。1926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后转入中央大学教育学系，兼修地理学，受业于当代地理大师张其昀。1930年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1932年9月赴德留学，入莱比锡大学研读地理专攻地图学。其间得地理学教授须密特之介，到莱比锡地理博物馆学地图绘制方法。后又在柏林入德国最著名之印刷学校，实习印图技术。1933年又转学到柏林大学研究地理学，并在当时全球最先进的地理机构德国测量局制图科学习，当年在南京筹建地理学会，沙学浚加入地理学会。1934年9月，国际地理学会大会在华沙召开，沙学浚专程出席参加并赴莫斯科等地参观。1936年，沙学浚以在德课业已告结束，乃转往巴黎继续研究地理与法文，并在法国陆军测量局学习制图。沙学浚留欧，所系目标不在学位之获取，而在研究地理与制图之方法，尤重理论与实务结合，故其学习随所需选修课程，博采各家之长，在地理学之研究及对制图技巧之精进，卓然有成。
1938年8月，学成归国，由邹鲁推荐到中山大学地理系任教，不久回故乡任江苏省地政局副局长，并在中央大学兼课。1937年抗战爆发，沙学浚携眷直达重庆，应聘于北碚复旦大学任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战争期间，经常为《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1938年曾发表"论大学教育之改造"，有识之士多有同感。1939年，二次大战爆发，苏俄入侵芬兰，12月4至6日，沙学浚于《大公报》发文"苏芬关系之地理背景"，详细剖析了战争之地理因素。1940年，沙学浚以国人不重视中学地理为一大隐忧，撰文"中学地理的教材、教具与教法"发表于《教育心理研究》月刊，大声疾呼中学地理的重要性。1941年，应恩师张其昀之邀，转赴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讲授中国区域地理、政治地理、地图学等课程。1942年秋，沙学浚就任重庆国防研究院研究委员，兼任中央大学史地系教授。抗战胜利后，沙学浚随中大复员南京，专任地理系教授，先后同事有缪凤林、胡焕庸、沈刚伯、李旭旦、李海晨、涂长望等。1947年，沙学浚兼任中央大学训导长。
1949年沙学浚任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沙学浚主系期间，聘请大陆来台著名史地学者，师资阵容坚强，使师大地理系成为当时台湾首屈一指的系所。1961-1962年应聘到香港联合书院史地学系任客座教授，1964-1965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地理学系教授。1966年去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国际地理学会第十八届大会，宣读论文"中国历史上的三个中极区域"，颇获好评。
1963-1972年在师大期间，沙学浚曾先后任教务长及文学院院长，也曾在台湾大学地理学系、革命实践研究院、中国文化大学地学研究所兼任教授、国防研究院讲座。
1970年，沙学浚应德国学术研究交换处邀请，前往访问3个月。1974年自师大退休后。移居美国，20余年来，仍不时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阅读看书。70年代中日关于钓鱼台列屿归属问题发生争执，沙学浚以其坚实的地理学基础，旁徵博引，□集证据，先后发表"钓鱼台属中国不属琉球之史地根据"、"日本虚构事实向美国诈骗钓鱼台"、"钓鱼台属中国之历史、地理与法律根据论丛"等鸿文，对日本严加驳斥，1985年的一次校友会，他给与会校友送了一份他收藏的慈禧太后的诏书影印，证明台湾及钓鱼台岛早是中国领土。
沙学浚之学术研究著重于区域地理、政治地理、历史地理。因提出国防地理的新观点，被誉为中国政治地理之理论先驱，著有《中国地理图集》、《中国历史地理》、《怎样教地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我们的国家》、《地理学论文集》、《城市与似城聚落》等书。
1994年患巴金氏症，1998年2月16日，病逝纽约，享年92岁。
1935年中华书局版《吴宓诗集》存诗991首，词25阕。2004年商务印书馆版吴学昭整理《吴宓诗集》，除了收入吴宓1935年版的全部诗作以外，还收录了1934-1973年近30年间劫余诗作600余首，词12阕，附录诸多当时名流学者的酬答之作。
一直想系统地学古体诗，拿出之前买的《吴宓诗集》，好好酝酿一下，暑假有空钻研。
张申府（1893—1986年），原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张岱年之兄。20年代初，曾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最早把罗素哲学引进中国的人。他与李大钊、陈独秀有较多联系，一同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建党活动，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5年1月，在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因与一些人意见不合而退党。30年代初，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因参加“一二九”运动并任游行总指挥而被捕入狱70天，后经冯玉祥将军保释出狱。抗战期间，在武汉、重庆参加救国民主运动，参与组建民主同盟，并任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8年10月，因昧于时局，在储安平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因此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民主同盟开除盟籍。50年代，由周恩来安排，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分子。晚年任全国政协委员。逝世后，《人民日报》讣告称他为“党的老朋友”。
可参见韩三洲的一篇文章，《“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读<张申府访谈录>》。
何时心血来潮来一次独行啊……
何炳棣，浙江金华人，1917年生于天津，1934年就读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从蒋廷黻、刘崇铉、雷海宗、陈寅恪及冯友兰等名教授学习。1938年大学毕业，旋前往大后方云南，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助教及教员。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并于次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西欧史，1952年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及土地政策为题获博士学位。何炳棣获得博士学位前，已于1948年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1965年更荣任同校汤普逊（James Wesf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6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5—76年被公推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乃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也是迄今唯一的华人会长；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
何炳棣在“西南联大”一文中颇为推崇明史专家何鹏毓，云：“他是国民党员，我一直未能探悉他在新中国的命运，更不知他是否有机会发挥明史的专长。”用百度搜了一下，居然只有2条信息。当年的北大名教授，今天已然灰飞烟灭。眼前的学术史，省略和回避了多少东西……
何炳棣的妻子邵景洛，浙江绍兴陶堰人，其父邵文镕（铭之），与鲁迅相交甚厚。此人即为陶堰村人，当与邵力子同族无疑，不知是何亲缘关系？
山村少年詹庆良的日记，曾经演绎过碧树红花中的人生梦想。它真实地描摹了1949年前后僻远山乡的社会生活，记录了特定历史情境中民众的内心体验：淳朴的乡村生活，独特的地方传统经验，天灾兵燹的迷茫和惊悸，下层民众的焦虑、失落，少年的欢乐与痛苦……平凡而感人的个人世界，细腻的日常生活情节，一一道来。
富于戏剧性的是，五十多年后，少年日记不知如何辗转流入上海滩，又因缘牵合落入一位好事者手中……原本并不指望能找到日记的主人，但当人们牵丝攀藤找到水云深处的那个小山村时，在村口遇见的第一个人，竟然就是半个多世纪前日记的主人……昔日的英姿少年，如今的垄田老农，时光的交错令人浮想联翩；少年的梦想灿若春花，抚今追昔，如续前梦，如访前生，一切往迹皆在苍茫明灭之间。老年的他，又曾留下怎样的记忆？知识是否真的改变了人的命运，还是命运本身就给人以不同的机遇？
由衷地崇敬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崇敬葛剑雄、周振鹤，还有王振忠……他们是我理想中的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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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特价买得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而梁嘉彬的胞兄，即是《明代粮长制度》作者梁方仲。另外，在导师陈寅恪的推荐下，梁嘉彬曾在浙江大学任教过。岭南文库系列，我只看中此书，但在特价书中价格颇高，35的原价卖17，看来老板也是颇有眼力。一恨。
近日在医院，听得风俗一则。其覆盖具体范围未知，但至少杭州、绍兴等地皆有此风俗。
云若有被鸟屎击中身体者，需其家人挨家逐户讨得七家之饭，令其食之以扫去身上之邪气。饭多少不限，但七个家庭必须是七个姓氏，不能有同姓者，若不然则无法显灵。又有云家人讨饭去晦之事不能让当事者知道，必须让他以为是平常饭菜。但我想后一点恐怕是进入当代社会，思维日新，若让当事人知道讨饭之事，一觉得迷信且全家丢脸，二来不愿意吃讨来之饭，故其家人故意隐瞒，权宜之计耳，未必是传统风俗的原本部分。
西方教育体制，确实有很多比我们好的地方，特别是精密的科学试验、系统的课程建设，比传统中国书院好得多。但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后，传统中国书院中那种融洽的师生关系，包括对师长很高的道德要求等，都没有了。我们现在只要求，能写论文，能讲课，这就是好教师；这跟古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设想，差别太大了。我想象中的大学教授，除了教学与研究，还必须能跟学生真诚对话，而且，有故事可以流传，有音容笑貌可以追忆。我相信，我们的科研经费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大楼会拔地而起，我们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发表的论文也越来越多；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大学教授，是否会越来越值得学生们欣赏、追慕和模仿。 ——陈平原
排名第五，还是没有拿下一等奖学金，直面四个博士，甘拜下风。
静下心来，何必去追求数量上的快感，少而精，才是学术正道。
追求更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苛求自我，仰望一流，敬畏和尊重。
永远，永远，我都不想自我默认地沦为二流。
如果有一天，我放弃了这份敬畏，那么，我真的是妥协了。
一、绝不投非中文核心期刊
二、绝不交版面费
三、绝不在单篇论文上合作署名
四、绝不为求投稿便利而刻意限制文章字数
五、绝不将学位论文的部分章节作为单篇论文发表
六、绝不用数篇札记组合成单篇论文
还好这是个秘密的空间。如果被看到，可能会得罪许多人吧。自嘲自慰一下。我自省，大家亦自省。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发现自己真是孤陋寡闻，看过《天下无贼》，一直以为是剧本的原创。近日点校北京图书馆藏明稀见刻本《异梦记》三十六出，才知古已有之，且颇为常见。汗颜。
《异梦记》第二十三出下场诗云：“衡陽歸雁幾對書，一世生離恨有餘。本待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
其它古籍文獻中的出处：
1、 元·高明《琵琶记》第三十一出：“这妮子无礼，却将言语来冲撞我。我的言语到不中呵，孩儿，夫言中听父言违，懊恨孩儿见识迷。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2、 《封神演义》第十九回：“这等匹夫！轻人如此。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满沟渠？反被他羞辱一场。管教你粉身碎骨，方消我恨！”
3、 《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六：“那女子不曾面订得杜郎，只听他一面哄词，也是数该如此，凭他说着就是信以为真，道是从此一定，便可与杜郎相会，遂了向来心愿了。正是：本待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4、 《金瓶梅》第四回：“柔玉见世贞语意皆坚，垂泪叹道：‘唉！罢了，正是，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奴有从兄之意，兄却如此无情；如今在你面前，我丑态尽露，反招君笑，有何脸面为人，留得此画又有何用，罢！不如与画同尽，抹去世上耻笑。’”
南京大学博士入学考试时间，2006年3月11-12日（复试安排在初试后的两天内进行）。
复旦大学博士入学考试时间，2006年3月18-19日。
三地之间，是孤魂野鬼般的游走？还是钻石闪烁般的纵横？
志大才疏比才大志疏要好，一旦屈服于现实，满足于现状，避退不及而失去对自我的苛求，就已经未战而先输了。
成功者永远有放空话的权力，虽只是空话，一无是处，但我依然渴望这样的发言权。
心高气傲，眼放八方，看来很狂妄，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
不经意间成了学界的受益者，还会继续肆无忌惮的批判吗？恶习固然存在，良风我亦沐浴其中。
还是那句话，即使我不入一流，也永远不去做二流的学问。
近日学业上极为烦闷，兼之口舌之快，伤及他人，甚是懊恼。大有心力交瘁之感。
觉自己虽有得于思辨而不擅言辞，有得于史料而倦于发掘。标点校对之事，不经大脑深层，只需万分仔细便可，颇合我之为人，却终视为小道。
近在周师处偶阅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煌煌巨制，50万言。虽略有拖沓之感，但史料之丰富，足可见其当年翻阅古籍之辛勤。闻其曾夸口为此论文阅遍古籍数万册，我之前以为有自炫之意。今以此观之，恐非虚言。由于晚明越中祁、张诸氏家乐极盛，我欲有所借鉴，不料为师妹抢先借去，一憾。
学位论文已成无味之鸡肋，欲速速了断却难以收尾，草率结束又心有不甘。前人有云：千万不作第二流的学问。当时刻自勉。
一切事，皆当泰然处之。心静为上。心静为上。问自己，不记得徐步山麓十年未得风景而不悔之深意了吗？
据史料记载，太岁是古人假定的一个天体，它和岁星（木星）运动速度相同，而方向相反，太岁到了哪个区域，相应的就在哪个方位地下有一块肉状的东西，它就是太岁的化身，在这个方位动土就会惊动太岁。这就是“太岁头上动土会有灾祸”的由来。在中国民间，“太岁”向来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一种能在冥冥之中支配和影响人们命运的力量。它无影无踪，而又无处不在。作为一种具体的生物，“太岁”是真实存在的。据现代微生物专家们解释，俗称太岁的东西是一种介于真菌生物的粘细菌生物，他生命力极强，生活于土壤之中，是一种罕见的大型粘细菌体。
转载《太平广记》中“太岁”诸条：
莱州即墨县，有百娃王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坑，肉随填而出，丰惧弃之，经宿肉长，塞于庭。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惟一女子存焉。（出《酉阳杂俎》）
工部员外张周封，言旧庄在城东狗架觜西，尝筑墙于太岁上，一夕尽崩。且意其基虚，工不至。率庄客，指挥复筑之。高未数尺，炊者惊叫曰：“怪作矣！”遽视之，饭数斗，悉跃出列（“列”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地著墙，匀若蚕子，无一粒重者，矗墙之半，如界焉。因谒巫，酹地谢之，亦无他。（出《酉阳杂俎》）
宁州有人，亦掘得太岁，大如方，状类赤菌，有数千眼。其家不识，移至大路，遍问识者。有胡僧惊曰：“此太岁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旧处，经一年，人死略尽。（出《广异记》）
上元末，复有李氏家，不信太岁，掘之，得一块肉。相传云，得太岁者，鞭之数百，当免祸害。李氏鞭九十余，忽然腾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尽，惟小蒯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灭尽，夜中，令奴悉作鬼装束，劫小蒯，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其后袭封蒯公。（出《广异记》）
晁良贞能判知名，性刚鸷，不惧鬼。每年，恒掘太岁地竖屋，（“竖屋”原作“坚掘”，据明抄本改。）后忽得一肉，大于食魁，良贞鞭之数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阴影听之。三更后，车骑众来至肉所，问太岁：“兄何故受此屈辱，不仇报之？”太岁云：“彼正荣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出《广异记》）
（节录王春瑜《红豆、劳什子及其它——煞风景的考证之二》）
清初屈大均的名著《广东新语》卷25“红豆”条载谓：“红豆……其木本者，树大数围，结子肥硕可玩。万红友（按：清初宜兴诗人、剧作家。）……有赋云：……检轻红于槭畔，莞榴粒之··羞园。芡肥之输茜，··混火齐而光……”云云。如果您还不明白，觉得此赋用词隐晦的话，那么您读了明朝学者、才子杨慎托名汉朝人写的《汉杂事秘辛》中描绘东汉桓帝选妃，看中大将军梁冀的女儿梁莹，由皇太后派一妇女，详细检查梁小姐的身体，并作记录，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您就会恍然大悟：“……·阴沟渥丹，··火齐欲吐，此守礼谨严处女也。”（见清知虫天子辑：《香艳丛书》三集卷二）原来，刚采撷下来的成熟的红豆，形状酷肖处子的阴蒂，怪不得王维在诗中说“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亦官亦隐，生活奢靡。他的这首脍炙人口的《相思》诗，其实是一首道道地地的艳诗。著有《香奁集》的风流诗人韩亻屋，更赤裸裸地在《玉合》诗中写道：“……中有兰膏积红豆，每回拈着长相忆。”（《全唐诗》卷683）惟其如此，红豆才会成为风月场中的礼品。如明代杭州有个浪子，“与一妓交好，及别后，少年以相思子作绿纱囊寄之，以表相思之意。”（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32“相思树”条。）这对王维的前述诗句，是个很好的注释。还需向读者坦诚相告的是，我虽蠢笨如牛，但“好古之心人皆有之”，曾在广东从相思树上采下红豆，仔细观察，顿悟王维诗句所指，感叹大千世界“造化钟神秀”，红豆乃植物中之尤物也。
《红楼梦》第三回写贾宝玉初次与林黛玉会面，见黛玉没有“通灵宝玉”，便摘下挂在头颈上的“通灵宝玉”狠命摔去，说“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何谓“劳什子”？红学家注解为“如同说‘东西’、‘玩意’，含有厌恶之意。”《现代汉语词典》则解释为又作“牢什子”，“使人讨厌的东西。”《辞源》的解释是：“东西、家伙。有轻视、厌恶的意思。也作……捞什子。”这些解释都不太准确，更没有指出此词的来源。说“劳什子”有“家伙”之意，更令人费解。不知是否受故老相传的这则民间笑话的影响？谓：有老翁老妪苟合，老妪笑指老翁男根曰：“这劳什子是啥？”翁答曰：“老家伙嘛！”然而，“家伙”与“劳什子”原意相差远矣。七十年代初马王堆出土了竹简《天下至道谈》，共56支简，每支简上文字多为30余字。这是非常古老的房中术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性保健、性治疗。经过专家整理、排列后的该书第十段，是讲男女交合“十修”的，其中的第四“修”是：“四曰（劳）实”。先秦史、古文字学者考证后认定，“劳实”乃摩弄阴蒂之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化为“劳什”，及其他一些同音词。至今在江浙口语（尤其是民间）中，仍流行此词，多作贬意。但是，乡间已用“×心子”代替“劳实”了。看来，曹雪芹也不知道“劳什子”一词的历史变迁。否则他怎么好意思让宝玉、黛玉口中说出如此不雅之词？
| 姓名 | 中 文：余 國 藩 | 英 文：Anthony C. Y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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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年月日 |
（西元）1938年10月6日 |
當選院士屆數 |
第22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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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
B. A., Houghton College, History and English（19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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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Divinity School, University of Chicago（1968-19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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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長 | Religion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
| 曾獲得之學術榮譽 |
Danforth Graduate Fellowship（1960-1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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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職 |
Carl Darling Buck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in Humanities and Professor, Div Sch., English, EALC, Comp. Lit., and Comm. On Social Thought, Univ of Chicago, U. S.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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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于特价书店购得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一书，特转载《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6月“中大春秋”专栏《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奠基人之一梁方仲教授》一文，以略窥其貌。
梁方仲教授（１９０８－－１９７０）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经济史专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
梁方仲于１９２６年秋考入清华大学农学系，继而转学西洋文学系、经济系，于１９３０年毕业获经济学士学位，并考取该大学研究生，１９３３年冬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梁方仲早在１９３４年便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生涯。是年５月２０日，他与吴晗，汤象龙等人在北平成立“史学研究会”。该会在天津《益世报》、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副刊园地，编辑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不久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梁方仲是《史学》副刊和《集刊》的积极撰稿人，曾一度任《集刊》主编，组织和发表了一批较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史学术论文，成为我国第一个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集刊》，梁方仲便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梁方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特别致力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１９３６年５月，他在《集刊》第４卷第１期发表《一条鞭法》的论文，受到我国与日本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扬。
１９３７年６月，被日本学者称为“少壮学者”的梁方仲，受研究所长陶孟和派赴日本作为期一年的学术考察研究。因“七七”事变发生，他谢绝日本学者挽留，于８月中旬回国，同人民共赴国难，坚持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３９年他到西北考察，在延安住了一个半月，回所后，“他对延安共产党人廉洁奉公，上下平等，生活朴素，工作认真和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倍加称颂”，而“对国民党贪污腐化，则深表不满。”“在此前后，他设法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为前往延安参加革命的同志进行联系，体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为党的企望。”这期间，研究所几度迁徙，他仍作了许多实地调查访问，发表了《明代银矿考》、《明代的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明代江西推行一条鞭法之经过》、《明代的户帖》等论文。
１９４３年初，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给中国学者一笔科研资助奖金，包括陈寅恪、闻一多、梁方仲等１０名著名学者得到资助。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梁方仲取道印度赴美，被哈佛大学经济系聘为研究员。１９４６年９月离美赴英，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曾被聘为中国文化代表团专员前往法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第一次大会。１９４７年４月离英回国，即被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邀请来校做学术讲演。梁方仲回国后，兼任中央大学教授，１９４８年因所长陶孟和患病，被任命为中央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代所长。１９４９年２月，梁方仲母亲患病，请假回广州省亲。３月间，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教务长冯秉铨和文学院院长王力教授等邀请，就任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任系主任。１９５２年１０月院系调整被聘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经济系中国经济史课程。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祖国建设培养人才。在岭南大学，１９４９年与１９５０年，他招收了两届研究生，亲自为经济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中国经济史和西洋经济史课程。“在讲课和指导学生学习与研究时，耐心细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倡导的研究方法”。他说“选题不要太大，要从小题入手，但在研究时，却要‘小题大作’”。“后来经过实践才体会到，这些教诲是梁方仲先生半生从事研究工作所获宝贵经验的结晶”。“他研究的课题，表面看来，都不大。但是，通过先生广泛搜集史料，细致地研究，科学地剖析，却能概括出带规律性的认识来。”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他为本科生讲授中国经济史，他那严谨务实的学风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６０年代初，他率先在全国综合大学同时培养四名明清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按当时国家规定一位教授不能同时指导５名研究生），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一位研究生导师。他指导研究生，“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出发，注重发扬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善于吸取国外教育中的先进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切身经历，逐步形成一套有特色的指导研究生学习的方法”。即：“采取多种学习形式加强专业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通过开展各种教学和学术活动进行专业基本技能的训练”；“在科研实践中培养创新意识与求实的精神”。
梁方仲教授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他“围绕明代一条鞭法研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然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何柄棣教授称他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明代粮长制度》，《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等论著“功力深厚，见解独到，是建国以后中国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未受政治干扰而能垂之久远的经典之作。”
１９５５年３月，学校成立《中山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时，梁方仲教授被许崇清校长聘为编委之一。１９５７年度起，他陆续被聘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科学委员会委员、并连任校第二届校务委员会委员及校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１９８８年，为继承和发扬梁方仲教授的优良学风，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含香港）的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并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
（作者注：本文多处引用了黄启臣，梁承邺，李文治，周秀鸾，李龙潜，鲍彦邦，刘志伟和已故汤明燧的专著、文章的资料，特此感谢。）（黄义祥）
余集有古泉“宽永通宝”一枚。“宽永”者，倭人水尾天皇年号也，宽永二年（明天启五年）德川始铸宽永钱，至东山宝永五年改铸宝永通宝乃止，前后八十余年。故宽永通宝钱品类繁杂，计千余种，自明清两代流入中国者甚夥。
余忆幼时多有孩童以铜钱做毽，多见“康熙”、“乾隆”年号者，“熙宁”、“元丰”之宋钱亦偶有之。今古泉市价，因盛世铸钱众，故平；衰世铸钱稀，故昂。
人求生于盛世，而求古泉于衰世，不亦哀哉。
——转载自《二闲堂笔记》
《鲁之春秋》二十四卷，清李聿求撰。聿求（？～1833），字五峰，浙江海盐人。诸生，著《夏小正注》、《后汉书儒林传补》、《桑志》等。传见《（光绪）海盐县志·文苑传》。清代南明史籍之中，此书实属晚出而精者，专记浙江鲁王监国事迹，浩浩至十五万言，非其余诸家所及，其中若干篇幅，可与翁洲老民《海东逸史》、邵廷寀《东南纪事》相补正。卷首有凡例，计十一条，述其撰传标准颇详；卷一至二，为《王师评定浙闽表》，以上下编年分叙南北对峙之史事，相互印发，颇见条理；卷三以下，分督师、阁臣、列卿、寺院、义旅、守土、山寨、忠义、清节、勋卫、武功、列女诸传，记鲁王诸臣事略，中多有可互佐他书之珍贵史料，如卷十记黄宗羲与兵部侍郎冯京第乞师日本之事。每传篇后皆有“外史曰”之阐发，可见作者意气。纵观其著，极推崇黄宗羲、李邺嗣、全祖望之文字，是以奉为圭臬，故大段节录之处颇多，是为一病。卷末附录聿求自序、著者曾孙李开福二跋，又有同邑朱希祖所作跋文，其考作者生平、撰述年代、版本源流颇明，评此书于今日诸鲁史中为最详最佳之作，实非谀辞。此书撰成于道光十三年，是年聿求即卒，至咸丰九年始付梓。常见版本有《续修四库全书》444册据浙江省图书馆藏清咸丰刻本影印，后附朱希祖、徐益之二人所撰校勘记两篇；又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凌毅校点本，入《明末清初史料选刊》丛书。又其《桑志》一书，为农学要籍，《续修四库全书》978册据上海图书馆藏清虎溪山房刻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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